“从硅谷到深圳，我为什么选择中国大湾区”

　　一条北京西站到香港西九龙的D909高铁，将《环球时报》赴粤港澳大湾区采访团的记者和大湾区城市无缝衔接在一起。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正式发布5周年。《环球时报》采访团记者从北京出发，分香港—深圳、深圳—广州、横琴—澳门三条线路，9天8晚，踏遍大湾区7座城市。在大湾区，我们采访数十家高科技企业，走访港澳高校及其内地分校，对话香港高层官员、学者、普通人在内的湾区人。我们尝试用笔和镜头，将大湾区5年来取得的成绩、发生的变化，立体化展示在读者面前。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不到国土总面积0.6%，却创造了中国1/9的经济总量，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深圳的科创园区，在香港澳门的高校，在广州的创新试验区，在大湾区街头，处处可见创新、奋发与开放，正是它们塑造了大湾区的“立体竞争力”。

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的设备实验测试场。（受访机构供图）

　　“谁不创新才会觉得奇怪”

　　当来自内地四川省的杨女士，在香港太古城家中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即香港高考）马上就要放榜。她读香港科技大学大二的儿子Simon，跟我们分享了两年前报考选专业的趣事：当时很多学习好的同学都选择读医、读法律、读金融，Simon却选择了计算机科学，并且研修了现在非常火的人工智能课程，加入香港高校的实验室为大湾区企业训练大模型。

　　实际上，就在Simon报考的2022年，香港特区政府制定《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旨在完善香港创科生态圈、壮大创科人才库、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深化与内地合作，实现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

　　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国、重点布局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国家发展蓝图。规划也明确支持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现在看，当时选择科技这条路是对的。”杨女士和Simon都持相同观点。2009年，Simon5岁时，杨女士带着儿子和在香港工作的丈夫会合，开启了在香港打拼的路。在Simon印象中，原来当科学家远远不如当律师、医生甚至金融精英那么酷，现在香港人的观念也在转变，在他看来研发像阿尔法狗那样的机器人打败围棋大师，“这才是酷的！”

　　根据《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之一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根据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由香港、深圳及广州的创新及科技业组成的广深港科技集群位列全球“最佳科技集群”第二位。

　　“在大湾区，创新是常态，谁不创新才会觉得奇怪。”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首席运营官王少军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深圳有一个好处，如果你想获得行业内的最新信息，速度会非常快，在行业内找到五六个人聊一聊，马上就能得知行业最新进展”。作为一个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创团队，公司正是看中了大湾区及深圳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广泛的应用场景及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

　　在深圳河套合作区，记者还见到中国自动驾驶独角兽企业元戎启行技术合伙人、副总裁刘念邱。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走在深圳大街上，常看到不同国籍的年轻人在街头穿行，“深圳本身就能够吸引很多国际化的人才来工作，而大湾区也是创新密集的区域，吸引不同科技创新企业落地。”

　　“我每个礼拜都要去深圳。”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郭毅可在香港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强调，要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香港一定要融入大湾区，融入国家建设，“香港要扮演好一个‘超级联络人’的角色，发挥一种桥梁作用，连接内地和全球。”

　　开放包容与独立自主

　　在采访中《环球时报》记者感受到，尽管中国正在面对部分西方国家设立的种种限制措施，但大湾区的科研机构与科技企业一方面在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全球人才，另一方面也纷纷在向着产业更加独立自主的目标奋发努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俞大鹏告诉记者，在量子科技领域，尽管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但我们中国的心态是开放包容的，尤其在大湾区这个充满创新活力、开放包容的热土。

　　“我们没必要藏着掖着，我们会持续地诚挚邀请国际学者来实验室参观、交流，来中国实地看一看。”俞大鹏表示，量子计算是挑战人类操控微观世界极限能力的世纪系统工程，太难了，因此需要国际间的密切合作交流才能够攻坚克难。

　　目前，他们实验室的研究团队中有来自日本、瑞典、德国、希腊等国的国际化人才。

　　俞大鹏尤其提到，近期来华旅游的外国博主发明的网络热词“city不city”就是典型的例子，外国人到中国后，彻底颠覆了他们此前受西方政府和媒体深度洗脑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印象。

　　俞大鹏非常看好量子领域国际人才的交流，“国际上年轻人是最好的民间大使，让更多的国外青年人才来了解中国，而不是被继续洗脑”。

　　在芯片自主方面，大湾区的产业链也在努力为“中国制造”争气。《环球时报》记者在广州南沙采访时了解到，功率半导体是汽车电动化的核心。

　　在2019年，我国新能源汽车该领域模块供应商中，本土前三大企业合计市场份额仅约20%。但随着广州南沙区的芯片产业集群带动功率半导体的自主产业链的发展，如今本土产品的器件性能指标已能比肩甚至优于国际大厂同类产品，在响应速度和价格上更具性价比。

　　OPPO制造中心负责人段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大湾区在其供应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关键供应商都位于大湾区内，且距离OPPO工厂不超过50公里，这不仅保证了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也为OPPO的产品研发和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大湾区到世界

　　在鲲云科技的会议室办公桌上，记者看到“欢迎推荐人才”的二维码桌牌，王少军告诉记者，“目前我们核心管理层合伙人有香港同事，也有来自清华北大、英国帝国理工、瑞士苏黎世理工等国内外高校的人才，未来希望更多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加入我们！”

　　“我的人生与科研事业的经历，恰好是一段从硅谷到深圳的历程，可以说是从美国的湾区，又回到了中国的湾区。”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中心主任刘少山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对我来说，从硅谷回归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我对于行业未来的一次判断。我曾在硅谷工作了20年，在美国，我主要从事计算机系统的研发。第一份工作是在微软，2014年百度刚好在美国建研究院，我加入其中，经历AI和无人驾驶等一系列领域的业务。中国的创新土壤对于在美国生活已久的我充满吸引力，以这个契机，我决定回来。”

　　在刘少山看来，选择深圳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决定”。他告诉记者，有很多人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将硅谷的技术转为商业，中国是最好的选择，而粤港澳大湾区优势明显。在这里发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产业，最大底气是来自浓厚的“产品化”气息。

　　“我们看硅谷的很多高科技项目，虽然估值很高，但它们大多是‘飘在空中’的，最后的结局往往是被某个大公司收购，之后便杳无音讯。而深圳不一样，所有东西都讲产品化，而且产品化出海的团队，一周一个新产品都往海外铺。这个气质在硅谷是找不到的。对于科研创新而言，深圳最大优势就是产品化。”刘少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