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王理宗：我为何相信大湾区会有“一群龙”腾飞起来？丨2025年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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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杭州六小龙”意外出圈、DeepSeek火遍全网、宇树科技登上春晚，一系列热搜再次印证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广东是全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24年，广东省登记在册经营主体突破1900万户，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其中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1837.87万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96.48%，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50%以上的GDP、60%左右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新增就业。

今年2月，广东更是成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为民营企业提供全方位多样化服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当前，摆在一众民营企业面前的两大发展主线，一是创新，二是出海。广东如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赛道培育出“一群龙”？开放前沿如何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围绕这些问题，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常委、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会长王理宗。履职三年来，他始终以助力民营企业发展为己任。他充分发挥密切联系企业、市场一线的优势，在大湾区多地开展调研工作。他认为，要抢占未来产业全球先机，一定要加大支持民营企业。“杭州六小龙”的出现，既是鞭策也是鼓励，未来要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资源倾斜和支持；期望在出海方面，广东要加快探索“单一电子窗口”“东盟版负面清单”等，将大湾区同东盟的合作打造成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示范区。

南方财经：近一段时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爆火。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赛道有哪些优势？广东如何抓住这波机遇抢占产业先机？

王理宗：作为一种综合性很强的技术，人工智能产业需要数字经济基础、软件开发能力。大湾区的数字经济引领中国，广东的软件产业总体规模约万亿元，这是其它地区无法替代的。

加之现在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国际化合作，而大湾区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资源和成果。未来，大湾区一定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国际广泛建立合作机制。这就要求大湾区要不拘一格地吸收国际一流的AI人才。同时还要鼓励更多大湾区企业在海外设立各种研究机构的步伐。只有这样，大湾区才会在人工智能整条产业链上占据国际优势。

最重要的一点仍然在于，政府应该加大对科技型、创新型、战略型、未来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大企业通过收购，小企业通过创造，这是历史规律。只有小企业才面临生存的压力，才会有技术突破方面的强烈愿望。

以深圳为例，其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中国的创新之城，且形成了创新基因的“代际传递”——50后的任正非、60后的王传福、70后的马化腾、80后的汪滔……覆盖了从电子信息、新能源到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的诸多领域，在中国科技迭代的各个时期都有领军企业涌现出来。

相比于现象级的企业，这种“遗传基因”更为可贵。而分析到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深圳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生态链，这种生态不仅包含研发、生产，还包括城市品牌IP塑造、物流等各方面配套，以及政府和商协会搭建的各种平台和渠道。

我始终认为，深圳是中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我相信，大湾区未来还会有“一群龙”腾飞起来，所以信心一定要有。

当然，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创新企业的支持。我个人的观点一直是，大企业不需要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它获取资源的能力已经足够强大，应该更多从社会、市场上去获取支持。相反，资源应当更多倾向融资、开拓市场更加艰难的中小企业。

其次要对新兴产业形成一种全生态的支持，营造鼓励创业的氛围。我这些年调研发现，当今知名的企业很多都是从城中村等低创业成本的环境中走出来的。我们在进行城市改造时，应该考虑这部分初创企业群，为他们保留一个生存空间。

南方财经：你为何长期以来都关注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关注大湾区与东盟的合作？

王理宗：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我们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对外经济贸易和投资十分活跃，且拥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这是一个巨大的制度优势。我认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地，广东是最具备相关条件的，也应该发挥示范作用。

而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五年成为相互之间的最大贸易伙伴，从2020年起，东盟也蝉联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二者之间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人文、贸易各方面交往非常频繁。东盟正处于工业化、数字化加速期，对中国技术、产品需求旺盛，双方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双方已经形成了开展合作的优势基础。我就在想，我们能否探索将大湾区同东盟之间的合作打造成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示范区。我们可以推动更多湾区企业把区域总部放在东盟，形成“湾区研发+东盟生产+全球销售”的新模式。

南方财经：大湾区与东盟合作还有哪些堵点？如何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样板？

王理宗：首先是要打造规则、贸易、金融三位一体的制度型开放体系。当今世界各国间的竞争，最重要之一就是规则竞争，我们必须参与到规则、标准的制定中，才有定价权、话语权，才真正能提升对外经贸的价值。

比如，我们能否探索建立一个“东盟版负面清单”，一方面让更多广东投资者知道什么可以投资、什么不能投资，另一方面也让东盟企业了解国内的关注热点，放宽数字经济、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的外资准入。在金融方面，可以支持香港联动东盟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试点大湾区企业发行“东盟债券”；设立绿色金融合作中心，推动碳交易、绿色信贷产品跨境互通。

如果要加强大湾区和东盟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建立大湾区—东盟“单一电子窗口”，整合报关、商检、物流以及支付数据，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同时也可以促进“湾区标准”的国际化，联合东盟实现在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标准互认。在支付上，我们的阿里巴巴、腾讯等支付系统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未来也应当打造大湾区和东盟之间互认的移动支付系统。

我觉得，还可以充分发挥好商协会在搭建平台方面的角色。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近两年也联合有关政府部门举办了大湾区—东盟经济合作（前海）论坛等，为大湾区与东盟企业之间的合作构筑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