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的几点冷思考

文｜余宗良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自贸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法学副研究员、经济学副研究员；伍锦源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自贸创新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围绕“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战略定位，综合实力节节攀升。2023年的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不断释放出动力源的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对此，我们有几点学习体会，予以分享。

一、务实，钉钉子精神

当前，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啃骨头需要钉钉子，以及实在、有力、有效的抓落实，而不是空谈、浅尝辄止或退避三舍。

（一）《决定》将“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列为关键一条，并放在收尾（60）的压轴位置

《决定》明确指出，落实全会的决策部署“必须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明确各项改革实施主体和责任”“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改革要注重实效，不能成为形式主义，避免存在所谓成果数字之美与大众体感的过大温差。

（二）《决定》通篇的务实部署，从将制度创新作为原则到各项的体制机制改革，并明确了时间表

改革创新是战略谋划和务实推进的综合体，粤港澳大湾区更好地发挥动力源作用要有形成共识、确定方向、理清思路的大道理，更要有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钉钉子精神和务实举措。岭南文化自古就有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基因。大湾区动力源作用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叙事中的重要一环，但也应是群众、企业等微观主体获得感强、体验感好的幸福湾区。这需要战略高度+求真务实的融合，从而避免宏观之美和微观之感的温差。

（三）出台整治形式主义的专门规定，并且措辞严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几天，即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提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治，要求部署工作时要实事求是，同时要强化主体责任履行和监督执行。

二、香港：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一环

没有香港，就没有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高度和特色。《决定》提到“开放”有35次，提到“香港”有6次，并且《决定》第一次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将港澳的表述放在《决定》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部分，提出“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这足以说明，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中的作用。尽管针对香港目前有一些“杂音”，但香港的独特作用不可替代，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一环。

（一）正视香港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内地城市尤其是深圳经济规模超过香港，出现一种香港影响力减弱，甚至有香港“内地化”“深圳化”的说法。尽管这些观点存在偏颇，但不可否认，香港的部分经济优势，尤其是与内地相比，已不再明显。正视香港的发展现状，是更好认清香港作用的前提。

一是香港经济规模优势不明显。辐射带动源于经济规模，深圳等内地城市的快速发展，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追上甚至赶超香港。深圳的GDP在2018年首次超越香港，并在此后继续保持领先地位。2023年，深圳的GDP达到3.46万亿元，而香港则为2.69万亿元。除经济总量上差距，产业结构上香港还有去实体化、空心化的问题，制造业比重过低，服务业占据绝大多数。

//图1 深港GDP规模比较（单位：人民币亿元）

       二是香港港口排名下降。经济形势的变化，香港港口业务有所衰退，港口的全球排名从前几年的领先地位下滑至第十位，相比之下，深圳港排名第四，广州港第六。

表1 穗港深港口吞吐量和世界排名

       （二）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不能仅看经济规模，更要看到大国治理、与国际经贸挂钩等制度价值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不断变迁，不能以改革开放之初的香港价值作为标准来机械评价当下香港的作用，避免陷入刻舟求剑的误区；也不能仅仅以GDP等经济规模去片面认识香港的独特作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大国博弈和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实施科技脱钩、经济脱钩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脱钩不仅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封锁，更重要的是意图通过围追堵截，推动国际经贸秩序圈子化，欲将中国挡在国际制度体系之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一是美元体系的主导地位仍然难以撼动。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其在经济领域的广泛使用，还建立在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外交和法治等综合实力之上。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但美元体系的主导地位仍然难以撼动。中国改革开放也是在全球美元体系上进行的，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不是旨在替代，更是风险防控。目前美元不仅在国际贸易、投资计价结算中居主导地位，还在全球官方储备和金融资产中处于领先地位，牢牢占据着全球信用体系的核心地位。当前，全球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中，今年7月数据：在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中，次序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人民币跌至第7位，美元占比达到59%，而人民币仅占4.43%。我国2023年外汇储备，3.24万亿美元，全球占比近一半。在贸易计价结算方面，2023年底全球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占比4.43%

       二是香港在对接国际体系方面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例如在对接国际金融体系方面，香港是我国唯一能够与美元体系无缝衔接的经济区域。香港的金融体系与美元高度兼容，其法治环境和市场机制也使其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这不仅是与世界的经济、科技挂钩，也是经贸、货币制度挂钩。过去十年，通过香港进入内地的外资占全国外资总量的60%以上。未来，香港在“超级联系人”的基础上，会升级“超级增值人”功能，不但在器物层面的“引进来、走出去”，以及要素内外联通的枢纽、科创+金融等方面发挥出独特作用，而且会在治理、制度层面贡献出独特的价值，继续保持不可替代地位的同时，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三、规则和机制：求同存异，竞合共赢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合作是制度下的合作、竞争是规则下的竞争。《决定》强调“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一）粤港澳规则衔接不是同质一体化

       香港是自贸港，是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深圳等湾区内地城市毕竟属于大国关税区内的区域，不可能成为自贸港。换言之，香港与内地的制度鸿沟始终存在，不可抹平。大湾区合作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是求同存异，求解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将香港与内地城市的制度同质化、一体化。否则，会适得其反，例如美国在2020年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既然大湾区全域并不会成为一个统一的自贸港，制度鸿沟和落差总是存在，在多元制度和差异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偷懒”，避免过度追求同质化或完全抹平制度差异。这样才能在做大市场规模的同时，更好发挥城市分工和专业化优势，确保大湾区的长远发展。

       （二）深港关系应直面竞争+合作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这是常识。资源是稀缺的，随着深圳等内地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区域竞争日益加剧，但对深港关系的话语表达，“深港合作”的表达铺天盖地，“深港竞争”的实践却似乎有点闪烁其词。市场经济中的合作和竞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要正当光明地谈竞争，关键是避免恶性竞争，落实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指出的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依赖于良性竞争与合作，区域竞争是推动区域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和压力，区域合作应直言不讳地谈竞争，避免舆论导向、经济和民生交往、政策设计可能出现片面、误解、偏差。因此，在大湾区的合作过程中，不能回避竞争，反而应在良性竞争中寻求更好的合作。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应着眼于促进良性竞争的现实利益，通过防止、消除“内卷”，扩大市场规模、深化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进而实现湾区的可持续增长。

       四、平衡+统一：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大湾区内区域协调发展

       《决定》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也提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花开叶茂，方能四处飘香。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必须在区域内部率先实现均衡发展，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建设，才能更好地发挥出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动力源作用。

       （一）区域发展平衡的问题

       只有均衡发展了，才能扩散辐射，更好地发挥出区域发展动力源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的发挥，首先必须解决湾区作为发展内核均衡发展、四面扩散辐射的问题。当下，大湾区内部，不仅珠江口东西两岸“东强西弱”，而且湾区南北关系的“南强北弱”问题突出，如南部的深圳机场周边的宝安区面积为397平方公里，但在2023年实现了5202亿元的GDP和875亿元的税收。而北部的广州机场周边区域，包括花都和白云两区尽管面积达到1766平方公里，却共实现4614亿元的GDP和508亿元的税收。

表2 珠江口东西两岸“东强西弱”现状

//图2 湾区“南强北弱”示意图

       （二）统一大市场的问题

       由于城市之间“分灶吃饭”的底层逻辑，当前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区域均衡发展仍面临不小的阻碍。

       一是区域内卷式竞争影响了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地方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密钥，但也出现了恶性竞争的困境。各地政府高频推出补贴和优惠政策，扭曲了要素价格，导致区域间的招商引资竞争变得激烈而无序，甚至“赔本赚吆喝”。各大改革开放高地和制度创新高地本应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但为了GDP，也不断加码产业补贴、政策扶持。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地方财政，也导致了市场的进一步分割，形成阻碍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蜂窝状区域格局。

       二是区域间的利益协调制度创新滞后影响了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尽管国家提出了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以及“飞地经济”等区域平衡合作思路，但由于地方竞争和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城市在区域合作中往往感受到明显的“利益损失”，导致对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的经济意愿和动力不高。以深圳为例，大量企业选择向周边城市转移，由于利益协调分配机制滞后，深圳因产业转移使产业白白流失也感到“肉疼”，推动区域产业合作的经济动力不足。

       （三）软硬联通构建统一大市场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决定》提出，“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加强产业活动单位统计基础建设，优化总部和分支机构统计办法，逐步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群建设，与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相互嵌套，动力源作用的更好发挥必然要软硬联通，完善地方合作利益协调机制，推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一是推进软联通。率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全面对湾区内地九市的产业补贴政策进行系统性清理，规范内地九市招商引资政策，加强市场规则、政策协调和管理机制的对接与整合，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同时，大湾区率先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推进同城化发展，尤其是利益协调机制，发展飞地经济，完善规划、优化总部和分支机构统计办法、税收等经济指标纳统和归属，完善转出地和转入地的投入收益分配共享等各方面的体制机制。

       二是硬联通。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打通天堑，以硬联通促进软联通，软硬联通齐头并进，促进大湾区各城市将能够共同享受人员、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红利，把大湾区市场规模做的更大，进而才能分工深化和专业化程度提升，区域发展才能更加平衡，动力源的辐射带动和引领示范作用才会更加凸显。当下，珠江口东西两岸随着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力牵引，区域要素流动更加便捷、规模和频率暴涨，如深中通道300万车次/首月。

源：综合开发研究院

//封面图由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提供